我们都知道商朝是中华文明的第二个封建王朝，而它的成立也如同所有封建王朝一样，都是建立在前朝的尸首上。也就是说商朝之前还有一个王朝，而在所有的历史文献中都将其称之为夏，也就是说商朝是灭亡了夏朝才得以建立的，但按理说商朝时期已出现了甲骨文这种文字，灭亡夏朝这么大的事情理所应当的要有所记载才对，但无论是在哪个商朝遗迹之中都没有出土过记录此事的甲骨文文献，那么商汤灭夏为何甲骨文没有留下记录呢？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商汤灭夏甲骨文有记载吗的详细解答。
按照史书记载的脉络，商之前的朝代叫做夏（或夏朝），既然考古已经发现了二里头，那么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个有着广域王权特征的政权就是夏朝。
但问题在于，二里头考古数十年来并没有发现自证文字，所有关于“商朝前的朝代叫夏”的说法，最早都来自于周朝。这也是考古工作者仍以“二里头”而非“夏都斟鄩”称呼它的原因。
举个例子，我们都知道三国是魏、蜀、吴，但其实三国时期是没有“蜀”这个国家的，当时正统的叫法是汉，只是西晋建立后，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出于正统需要，用“蜀”这个郡名来贬称刘备所建立的大汉，唯有如此，才能表明魏承袭自汉（东汉），而晋又承袭自魏的合法性。
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。比如周人称呼商朝既有“商”这个叫法，也有根据都城所在的殷而称其为“殷（衣）”的叫法，这就会给后世造成错觉，认为盘庚迁殷以后，商朝的国号是“殷商”共用，但实际上，商朝人只会自称商，而不会自称殷或殷商。
所以，商朝之前存在一个朝代，但这个朝代到底叫什么，目前还没有100%的证据确信它一定叫夏。
那么作为继任者的商朝，总应该知道被自己取而代之的朝代到底应该叫什么吧？
《尚书》曾提到“惟殷先人，有册有典”，这说明商朝是官修史书的，可惜目前还没有发现。不过，由于商朝有着浓郁的占卜和祭祀传统，所以，幸运的是另一套记录系统—甲骨卜辞流传了下来。
从1899年甲骨文被首次发现到如今，已出土和收集的甲骨片约15—16万片，约4500字，内容涵盖商王世系、祭祀、战争、农业、手工业、渔猎、教育、周边方国等内容。
但奇怪的是，甲骨文中却并没有提到过夏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甲骨文中是有“夏”这个字的，但字义却和政权、方国、甚至族群无关，意指人在烈日之下。
那么为什么甲骨文不记载夏朝呢？目前的解释大概有三种：第一种认为甲骨文目前只释读出1000多个，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破译；第二种解释认为甲骨文只是商王占卜和祭祀用的，并不是记录历史事件的史书，没有提到夏朝很正常；第三种解释认为殷墟甲骨文是盘庚迁殷以后殷商中晚期的载体，距离夏朝灭亡已经过去数百年，完全没有必要时时提到一个已经消亡很久的政权。
甲骨卜辞虽然只是一种祭祀文字，但我们要知道，商朝人是极度崇拜祖先甚至将祖先奉为神灵的群体，所以甲骨卜辞中会屡屡出现成汤和伊尹等先君重臣名号。
也正因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几乎记录了所有的商王名讳，并且与《史记》等传世史书所记载的商王世系基本吻合，从而从考古学角度印证了殷商王朝的存在，彻底否定了疑古派所谓“商朝是虚构出来”的言论。
不仅如此，甲骨文中对商王朝开国君主汤的称谓有：成、汤、唐、大乙、天乙多种，而且祭祀规格颇高，这说明，即使是到了商朝中晚期，对于远祖汤依然有着频繁的祭祀。
让人疑惑的是，甲骨文中只能看出有个叫汤的商王地位极高，但至于他具体做了什么，却没有记录。按照史书记载，商汤是推动商从邦国向王朝变革的关键人物，与上甲、主癸这些先君相比，商汤的最大功绩显然是灭掉夏朝。
既然如此，那为何甲骨文里体现不出来任何的汤灭夏的记录呢？难道真的是上文提到的三种解释，甲骨文只是占卜和祭祀用的，没有必要提到与夏朝和夏人有关的任何记录吗？
显然并非如此，因为在陕西岐山周原考古出土的周人甲骨卜辞中，除了周的事迹外，还提到了汤、太甲、文丁等商朝君主的名号，而且在述及商王时，皆称“衣（殷）王”、“商王”，这不仅说明周原甲骨的确是出自周人之手，而且也表明本朝卜辞中提到前朝的事迹十分正常。
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疑问，为什么甲骨文里没有提到夏朝呢？
一系列的考古发现，为我们揭开了谜团。首先是出土的春秋青铜器《叔夷钟》上发现了下面这样一段记载：“隙成唐，又严在帝所，溥受天命，删伐夏司，败厥灵师，以少臣惟辅，咸有九州，处禹之堵。”更早的《诗经·商颂》则说：“昔有成汤……曰商是常……天命多辟，设都于禹之绩”。
这说明，虽然西周以后对商朝前面的朝代称“夏”，但这个叫法并不固定，也常会用“禹”来指代这个政权。换言之，“夏”可能真的只是周人的叫法，在此之前，对“夏朝”的叫法有多种。
其次是甲骨文的印证。甲骨文中曾频繁记录殷商中晚期的历代君主在祭祀一个叫“西邑”的地方，但甲骨文中却没有出现“东邑”“南邑”，结合上下文可知，“西邑”与此时的商朝并无任何往来，但却被商王奉为神灵，担心它作祟为害。
显然，西邑恐怕绝非是一个单纯的地名，而是有着指代祖先神灵的意思。此后，清华大学收录了一批出土的战国竹简，经释读发现记载伊尹事迹的《尹诰》《尹至》篇中有如下记载：“尹念天之败西邑夏”，“汤往征弗附……自西翦西邑，戡其有夏”。
“夏”和“西邑”的相关联表明，甲骨文中的西邑就是夏，区别在于，商朝的称呼是“西邑”，而战国时加入了“夏”字，改称“西邑夏”。
这种叫法并非孤证。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山西陶寺遗址曾出土朱书扁壶，上写“文邑”二字。
事实上，考古发掘显示，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750年—公元前1520年，也就是相当于夏朝中晚期，而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，即禹、启为首的夏朝中前期阶段的200年左右时间里，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，战乱频仍，考古学上看不到此时存在一个跨地域文化传播的广域政权。
这意味着，夏朝作为新石器时代向国家文明过渡的承前启后式政权，仍然带有浓郁的氏族邦国遗存，它的礼制、政权建设甚至标准的国号称谓，都需要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和完善。
所以，夏朝这个称谓其实是自周朝才有的，夏朝人的自称并非夏，而更可能是“大邑”、“文邑”或“禹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