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争中的公众舆论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人们的心向后移动，这意味着军队的士气等等。因此，这种与火焰硝烟相去甚远的文化形式跟随了战争的过程，使快速变化的战场动态更加复杂和混乱，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战争的方向。
在甲午战争中，与清政府对舆论宣传的漠视和放任相比，日本积极操纵现代媒体工具，使反复传播的战争谎言深刻影响了公众和国际舆论，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占据优势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清军的失败。
今天，当我们再次打开与甲午战争有关的报纸、图片和文件，审视战场背后的声音时，我们能想到什么？
由于清廷与日本政府舆论较量的失败，原本正义战争的失败加速加剧。从古至今，甲午战争中没有硝烟的战场也让我们思考...
早在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，日本就将舆论宣传提升为国家战略。他们秘密聘请了《纽约论坛报》的记者豪斯作为全国舆论宣传的总指挥，制定了将中日“包装”成野蛮文明代表的战略，并有计划地引导西方媒体达成共识。“中国的失败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、专制和独裁中解放，”《纽约新闻报》评论道。”
战争期间，日本高度重视和收集国内外舆论信息。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经常问工作人员:“国内外报纸怎么评论？乞来电。日本驻其他国家的公使也积极收集当地舆论信息，并及时报告。例如，日本驻俄罗斯公使在发给他的电报中说：“关于朝鲜的评论已于今年7月20日在第35日发表。...现在足以窥见中国人民对中国的一般意图，总结如下，供您参考……”
日本朝野通过新闻媒体有组织、有计划地向本国人民灌输“朝鲜独立论”、“义战论”、“文野战论”和对中国的“蔑视论”，营造支持国内战争的舆论氛围。例如，在1894年6月6日的社论中，日本《邮报新闻》大喊:“我的帝国必须帮助朝鲜，并有坚决维护其国家的决心。”“这其实是我帝国的天职，顺天的责任”。随后，《北国新闻》、《朝野新闻》、《东京曙光新闻》、《东京横滨日报》等报刊也随声附和，为军事侵略“正名”。
另一方面，战争期间，清政府对国内舆论漠不关心，导致舆论混乱。战前，国内报刊提倡加强海军建设，积极准备战争，希望派特使寻求和平；重复过去的责骂，声称很快就会完全消除日本的自负言论，以及对战争形势的悲观预测。在外国人眼里，当时的国内舆论是“无知、自负、可笑”。
清政府在掌握国际舆论趋势方面处处被动。美国人丹涅特在《美国人在东亚》中说，中国“以口舌文告诉英国、俄罗斯、德国、法国、美国五国之交，日劳精神弊神50天。迄无要领” 。1894年7月23日，驻朝日军发动事件，包围汉城电报总局，切断了从义州到中国的电信线路。中国各级驻外公使官员都没有向朝廷报告，也没有向朝廷报告当地媒体的战前舆论动态。随后，中日最高领导人宣布宣战诏书。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主要说明朝鲜是我们的藩属，现在有内乱。它邀请中国出兵平息内乱。这是中朝之间的事情，与其他国家无关。日本不应该出兵。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明确规定，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，我出兵帮助朝鲜巩固独立；中国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；强调东亚和平，世界和平。当然，日本的宣战诏书充满了谎言，但从舆论的角度来看，它比清朝更容易吸引国际舆论。
在战争中，日本善于借助随军记者宣传自己，借助外国媒体为自己做议题策划。据统计，甲午战争期间，日本66家报社派出114名从军记者，其中《朝日新闻》和《中央新闻》是最多的。战争爆发仅一个月后，西方记者就获得了随军采访的许可。从日本出发的西方记者有114名，现场速画记者有11名(当时图像主要由画家绘制)和4名摄影记者。日本还计划在军队记者的见证下，“为受伤的清军提供医疗服务”，然后释放他们，并“送回”自杀的北洋舰队指挥官丁汝昌的棺材。英国法学大师胡兰德竟然“称赞”:这是日本作为一个成熟文明国家的标志性事件。
甲午战争期间，日本拉拢利用国际舆论，甚至用金钱收购、欺骗等卑劣手段。驻英国公使青木周藏在提交给中国的报告中说：“我以前和《泰晤士报》建立过关系。。。把英国政府拉到我们身边。。。请为政治和私人资金提供额外资金。据日本文献记载，日本需要支付2000日元才能让英国中央通讯社发布有偿新闻；路透社发布有偿新闻，每次支付606英镑。
另一方面，清政府在舆论宣传策略上不知所措。战争爆发之初，许多西方媒体同时向中日提交了军事采访申请。然而，与日本政府主动邀请记者参军采访不同，清政府不仅不允许国内外记者在整个战争期间参军采访，还有两名西方记者因错误而被砍头，造成了许多外交风暴。
与日本外交官争相写文章进行舆论建设相比，他们翻遍了《纽约时报》、《泰晤士报》等甲午战争期间的所有大报，没有看到中国官方或个人主动向外国公众提供的信息。龚照媛，驻英法等国公使，不懂英法语言，主要依靠英国员工马格里获取信息。1894年7月11日前，他一直留在法国。“英廷劝说和平议事”、“俄罗斯将邀请各大邦和闻”、“英廷向日本云，不得请中国放弃邦权，催促和解”等相继发回中国的信息，都是马格里报道的，都不是公开的新闻报道。 。
清代国内媒体经常报道错误，导致国际形象和声誉受损，甚至开玩笑。例如，牙山之战原本是中方的失败，而8月16日出版的《点石斋画报》则将其描述为中方的胜利。在平壤之战之后，清军大败，守将叶志超从官方到媒体都在欢呼。外国媒体披露后，它成为了一个国际丑闻，以至于当中国报道“旅顺大屠杀”时，许多外国人不相信。
反思是为前进铺平道路。虽然时代变了，但日本右翼在“钓鱼岛主权纠纷”等问题上的舆论宣传策略“设计”比“魔法高一英尺，道路高一英尺”更为精明。我们必须充分掌握舆论，准确判断对手，实际开展舆论斗争，避免粗糙和空虚。
英国商船高升号于1894年7月25日被日本海军击沉。国内舆论一致声讨日本践踏国际公理，军方还要求政府报复日军。危机下，日本与英国政府沟通，避免事情恶化，裁剪事实，重新编造证据，并利用权威专家的“解释”扭转不利舆论。在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积极公关下，《泰晤士报》于8月3日和6日发表了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来克和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的文章，为日本的野蛮行为辩护，认为日本船只沉没和升级是合理的，责任不在日本。这两个人都是当时英国著名的国际法权威。他们的依法为日本辩护，这改变了对日本不满的英国舆论的基调。
1894年12月20日，纽约《世界报》发布了一篇关于日本大屠杀的长篇通讯，日本军队占领旅顺后进行了一场悲惨的大屠杀。一时间，国际上掀起了批评日本野蛮行为的舆论浪潮。危机之下，日本指责记者的报道是不真实的，要求美国驻日本公使到现场进行调查；在解释军队是多么残忍的同时，日本军队不是囚犯或平民，而是罪犯。在日本的舆论公关下，舆论最终转向了对日本有利的一面。
另一方面，清政府对待高升、旅顺大屠杀等事件，虽然国内舆论普遍谴责日本暴行，但仅限于国内谴责和虐待，没有主动向欧美记者提供任何信息，世界主流媒体，依靠正义，等待欧美和其他国家对日本士兵。结果，看着日本政府利用舆论公关将许多欧美媒体倒向日本，包括那些原本同情中国的媒体。
记住痛苦是为了警惕。在日本历史上，它是一个习惯于制造事件的国家，善于在危机到来时进行舆论公关。如今，中日围绕“钓鱼岛主权纠纷”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不容排除。历史表明，舆论斗争“合理，争论三分”。危机来临时，必须抓住舆论制高点，牢牢把握主动权，针锋相对地进行舆论斗争。